我是绍兴师专化学专业的首届学生。1978年10月入校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就读的可能是国内最小的大学，但正因为“见小识微”，反而对一些小事记得非常清楚。

朱志良是我到校后在宿舍里碰到的第一位同学，他一付笑咪咪的样子，我们一见如故，很快就躲在蚊帐里交换着吃起各自从家里带来的食品，俨然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我和朱志良一直睡上下铺三年(他睡下铺，我睡上铺)，又同桌一年。因为那时年少气盛，我俩常会为一个学习上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如果不是受不了他争论问题时的“认真”劲，也许我们可以一直同桌到毕业。何建国是我同桌二年的另一位同学，他谦和好学，我们脾气相投，一直到毕业也没有红过一次脸。何、朱二位同学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位是资产应该过亿的私企老板，另一位已是同济大学的教授、博导，虽然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却都是成功人士。

最有意思的是第一次班会，我们将入学前好像已是某中学校长、讲话滔滔不及的老班长倪炳松错当成了班主任，而将刚从学校毕业、还略带羞涩的班主任沈铭高老师反而当成了班长。其实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错位现象，文革十年，将多少届的中学生压缩在了同一年上大学，师生同学，父子同校在我们那一年并不鲜见。比现在的大学生幸运得多的是，我们在讲台上有老师，讲台下还有同学的“老师”，那就是这些年长我们十多年的同学，他们本来就是中学老师，平时我们也习惯以某某老师称呼他们。与我同宿舍的就有李琦南、陆开农二位，他们在学习态度、生活习惯乃至对家庭的责任性等各方面都对我产生了至深绵长的影响。

由于我们是化学专业的首届学生，因此专业课老师大多是我们快要上这门课时或中途才陆续从其他单位调入，按照我记忆中的顺序，年长一些的几位老师分别是：王承海(无机化学、物理化学)、朱其秀(有机化学)、何钦侃(分析化学实验)、宣光荣(分析化学)、胡根霍(中学化学教学法)，年青一些的老师除了我们的班主任沈铭高(无机化学实验)外，还有总是轻声曼语的漂亮女老师陈国英(有机化学实验)，来报到时穿一身军服梳一根大辫子活象电影《英雄儿女》中女主角王芳的胡幼华(物理化学实验)。记得我们的无机、有机化学实验台都是用水泥零时砌起来的，到物理化学实验时才稍有改善。正是这些老师的认真教学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的求知欲望，才使我们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依然学到了许多知识，打下了良好的化学基础。

三年的学生生活留给我的是一连串这样琐碎、细小的记忆，恐一时难以用几页纸写完。尽管真正意义上意识到绍兴师专是个小学校也许是自己后来去浙江大学进一步求学、工作之后，但母校对自己的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则是刻骨铭心的。

母校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使我逐步对化学变化的基本规律有了认识。化学变化的基本规律之一是关于化学变化的方向问题，乍一听似乎是物理化学中的内容，其实我们早在学无机化学时就开始涉及了。记得老师在给我们讲一个物质容易转变成另一物质时，总是喜欢用不稳定的结构容易转变成稳定结构来解释，我们班上几位坐在前排的女同学经常会用浓浓的乡音发问“为啥？”，老师就会从结构特征譬如分子内部张力给予解释。从这些一问一答中，我逐渐明白了向能量低的(稳定的)方向变化是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尽管我后来才彻底明白，严格意义上此能量不是窄义的能量(如内能、焓)而应该是更为广义的能量(如自由能)；也是从那时起，我逐渐明白了分子的稳定性这种“性质”是由分子的“结构”本质决定的，这种认识深刻影响了我后来的学术生涯，我现在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研究物质的结构—性质关系；后来我又逐渐明白了能量低的状态用数学语言描述就是函数的极值点，而最优化方法是结合计算机技术实现寻找极值点的数学方法，因此在我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大量采用了最优化方法用于解决诸如分子构型优化、药物分子设计乃至化工生产中的工艺优化等问题。

母校为我提供了良好的自学环境，进一步培养了我的自学能力。我们这一代是不幸的一代，因为十年中、小学基本是在文革中，虽然贫穷快乐，但确实没有学过什么知识，譬如我们高中物理学的是“三机一泵”(拖拉机、电动机、收音机、水泵)，数学则连三角函数关系、平面解析几何等也没有学过，高考时挤出来的那点水，大多是靠自学获得的。我应该又是幸运的，1977年应届高中毕业就参加了高考，我是我们中学唯一上了线的应届生，记得当年高考数学有一道求二条平行线间距离的题，我通过作垂直线、解二元一次方程求交点坐标、再用二点距离公式，硬生生地得到了准确答案，据说当年能解此题的还属于优等生呢。1978年我能进绍兴师专仍然是十分幸运的，因为我高中共有三个班级的同学，能出来读大学或中专的至今仅我一人。进入师专后，限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教我们高等数学的老师就记得换过四、五位，因为入学前我已自学过一元微积分了，不久我提出免修高等数学的申请，虽然学校实行的不是学分制，但印象深刻的是，当时的教务处长缪明老师痛快地同意了我免听课(但要求必须参加考试)，记得最后一位高等数学老师是俞书兴老师，虽然我没有去听他的课但仍然给了我99分高分。这是一件一直令我觉得值得自傲的事，我继续享受到了自学的乐趣，强化了自学习惯，提高了自学能力，而这种能力则是我终身受用的。

与其他大多数同学不同的是，我毕业后留校工作多年，比其他同学更多地感受到了母校的恩惠。从同意我报考研究生的滕伟石校长到同意我借调至新昌县合成化工厂的陈祖楠校长，正是多位这样的领导的宽容和理解，使我的能力得以一次又一次的展示和释放。可以告慰母校的是，我应该没有让母校失望，在新昌县合成化工厂工作的短短几年中，我开发了三甲基氢醌，主持开发了异植物醇，正是这二个关键中间体生产技术的成功开发才使维生素E真正实现了国产化，并使新昌县合成化工厂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和成才能成为中小企业板的“第一股”。虽然我1998年才进入浙江大学工作，起步较晚，但依然取得了不错的业绩，作为浙江大学的一名教授、博导，我一方面培养着多名研究生，另一方面始终站在科研转化为生产力的最前沿，为多家企业提供技术支撑。

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祝母校越办越好！

商志才2009年8月30日写于浙江大学玉泉校区